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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先生2003年在庐山）

怀念敬爱的导师孙儒泳先生

王德华

（说明：这是我前些日子写的一篇怀念文章，发在“京师生命”公众号上。

孙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上午在广州举行。因疫情原因，弟子们不能前往为先生送行。弟子们商定今天上午10点，在世界各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同时鞠躬默哀，向先生致敬，为先生送行。

德艺双馨，亦师亦友。

一生勤俭，两袖清风。

和蔼慈祥好导师，

严谨执着真学者。

孙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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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4日上午9：34分，我收到了在广州的师妹发来的消息：“孙（儒泳）院士今早八点五十分在中山三院由于急性心肌梗塞走了！” 后面是几个大哭的表情符号。

看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心也悬了起来，不知道盯着这句话呆坐了多久，等愣过神来才开始过问一些相关的事情。心痛、发呆、愣神、难过，手足无措、六神无主、心急火燎、坐卧不安，泪水流了擦、擦了流，这是那一天的感受。

那天北京飘着大大的雪花，雪花落到地上就化了，地上湿漉漉的，看着心里有一种湿冷的感觉。正值疫情特殊时期，知道不方便奔赴南方，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大雪，眼泪不听话地流着，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就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浮现着。

说起来我与孙儒泳先生相识很早。早在1984年报考研究生的时候，还在读大学的我就写信联系过孙先生，记得孙先生还给我寄来了《动物生态学》的复习题。我后来考取了原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工作的王祖望先生的研究生，巧的是两位先生是同乡挚友，都是宁波人。我硕士毕业的时候，孙先生是我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专门从北京赶到青海西宁参加我的学位论文答辩。1990年在王祖望先生的推荐下，我考入孙先生的门下，成为了他的博士研究生。

我们师生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很亲密的关系，从师生关系逐渐转变成了亲情关系，我们之间也发生着许许多多幸福的故事。

读博士期间，我的孩子还小，爱人所在单位不景气，家庭生活有些困难。我的学位论文的工作主要在青海进行。按照当时的相关规定，出野外工作可以有出差补贴。孙先生为此专门为我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财务处，还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信里说明我的出差补贴可以从他的课题里支付，并希望能够按照讲师的标准给我补贴（入学前我已经晋升助理研究员）。但学校财务处说，出野外超过一个月只能按照大学生实习来处理，每天补贴0.50元。当时为这事，有点不愉快，我赌气补贴不要了。后来，孙先生知道了，有个晚上他叫我去他家里。他从自己的小木盒钱柜子里拿出了300元钱递给我，说“就算是给你的补贴吧。” 我当时的助学金算高的，按中级职称给的，每个月115元。我手里拿着先生给的钱，心里甭说有多么感动了。还有一年，我从野外回到北京，接到了系办公室的通知，让我去领100元困难补贴。当时系里负责研究生工作的武老师告诉我，是孙先生亲自给我写的困难补助申请。我毕业后有一年春节去先生家里拜年，孙先生说，“我听你的同学说，你在师大读书的时候由于营养不良还晕倒在厕所里过。你也没说，我不知道，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啊。”现在想起这些事情来，就眼泪汪汪的。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在答辩前送专家评审时，有一位评审专家在返回的评审意见中提出论文的机理性研究不足的问题，也就是说研究的深入程度还不够。这位先生也被邀请为我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专家。孙先生看了评审意见后，就有点担心。记得在答辩前一天，孙先生召集实验室的人碰头，安排第二天答辩的事情，先生没有给我安排任何事情。等大家散去后，孙先生让我留下，在办公室里亲自给我示范如何讲我的报告，至今还记得他那洪亮的声音，还不时地用手比划着，教我怎么突出自己的重点。我明白先生是让我安心，认真准备。那个时候，学位论文答辩不通过不稀奇，专家投反对票也是常有的事。